人民政法讯 据人民网 中国要提升国际活动能力和影响力，塑造本国形象，增强国家“软实力”，其外交内容和方式必然要注入新元素。民间外交日益成为中国顺应历史走向、迎合时代潮流的重要外交突破模式，有利于推进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谐世界”的价值追求。民间外交及其模式创新对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并提升中国软实力建设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

全球治理新挑战背景下中国外交模式的转型需求

目前全球治理依然经受着来自反全球化思潮的诸多新挑战。在全球化出现逆转以及国家主义回潮的背景下，一种极端的、民粹的保护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潮都在上升，其中极化的、分裂的、对立的情绪及运动正在挑战并动摇着全球治理和社会融合的发展根基。虽然当前极右翼势力在欧洲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是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差距拉大、社会认同碎片化等因素使全球治理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某种程度上而言，全球化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本身也是全球化的产物，制度设计的缺失和国内公平问题的漠视使得各国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长期以来积重难返，激发了各国民粹主义与国家主义思潮的抬头。最深远的影响便是导致西方国家国内社会融合、包容度和开放度都在下降，甚至许多中产阶级也转为反对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国内政治环境的恶化进一步影响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干扰着世界秩序的重新构建，阻碍着我们所倡导的一些和平外交理念的践行，这些都对既有的中国外交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

在这种全球治理形势和国家外交模式均发生变迁的“双转型”趋势下，中国民间外交成为推进文化交流和社会融合的重要纽带。特别是可以顺应国际趋势，超越作为外交主体模式的精英外交，通过开展“自下而上”的民间外交路径着眼于去影响西方国家中更为广泛的民众，从而与国家总体外交更好地衔接，更好配合中国外交转型和模式创新的需求。与此同时，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中国外交之魂，通过民间外交来推动各国人民共赢挑战、共享机遇、共创繁荣，通过培养民众的社会自觉和自省意识，从根本上克服逆全球化、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多重挑战。

随着国际格局中“东升西降”的权力变迁，新兴发展中大国特别是中国日益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不断转型的中坚力量，特别是在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及提升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引领作用。2017年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开幕式时，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表明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积极推动与中国周边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形成包括涵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辐射五大洲重要国家的全球自由贸易区网络，用实际行动证明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及全球治理的中流砥柱。全球化新一轮动力机制以及全球治理的转型为中国社会组织的国际化以及民间外交的开展提供了契机。在一些重大的全球议程事件当中，如2015年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通过，“巴黎气候”峰会召开及《巴黎气候协定》的通过以及G20平台中社会组织20国集团（C20）的兴起，中国的各种民间组织、社会组织、智库、企业等通过广泛而深入的参与，在全球治理中日益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灵活务实的民间外交来提升全球范围内的社会融合和社会沟通，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我们进一步探求如何将民间外交同中国的软实力建设相协同，特别通过探索民间外交的软实力传播机制的创新来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

民间外交在推动软实力建设中的协同角色

“软实力”是一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文化的感染力，对外政策、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等，是一国提升国际影响力和强化其制度性权力的重要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崭新命题和时代使命,为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新变革贡献了中国方案，特别是大力提升软实力建设已成为中国发展战略和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其中软实力构成主要体现为互信沟通力、制度吸引力、文化感染力和道义引领力。在这一进程中，民间外交可以发挥日益重要的协同作用。

首先，在强化“互信沟通力”方面，民间外交有利于带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通过丰富多样的交流平台来实现资源的共享共赢共建，从而增进国家间的彼此信任。发展和加强民间外交活动必然要求搭建各类国内外交往平台，拓展各类对外交往渠道，通过国家间民众交往带动国与国之间的“民心相通”，真正推动国家间的互信建设。把蕴藏在全国各族人民、社会组织、高校智库、民间团体、企业和行业协会中的这些资源挖掘出来，全面、科学地进行统筹和规划并充分调动各类行为体的积极性，不仅可以解决民间外交的智力和人、财、物的保障支持问题，还会为推动中国与他国基于“互信沟通力”的软实力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共享资源。

其次是在构建“制度性吸引力”方面，可以通过民间外交来宣传和强调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优越性，从而为全球经济问题的解决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中国通过渐进式的经济改革走向市场经济，同时法治先行、完善国家制度建设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一条可行路径。而且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也是中国软实力成功的重要源泉。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增速虽有所放缓，但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达33.2%，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随着发达国家面临经济不断衰退和危机的风险，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世界各国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可以通过民间外交的形式来展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并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借鉴，从而推进中国软实力建设中的制度性吸引力。

第三是在提升“文化感染力”方面，可以通过民间外交来推进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民间交流，通过发展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来拓展软实力构建中的文化影响力。国家文化是一国软实力的根基所在，中华文化自古就认为世界应是一个和谐整体，中国人民历来崇尚“和而不同”“天人合一”“以和为贵”的理念，以和谐精神促进了中外文化融合，留下了不少对外文化交流的千古佳话。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是一条贸易之路、文化之路、和平之路，铭刻下中国古人追求同各国人民友好交流、互利合作的历史足迹。目前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像孔子学院等基于传统文化交流的民间外交为中国软实力建设提供了更多的公共产品，在提升文化感染力的过程中推进了民心相交和共识凝聚。

第四是通过民间外交推进中国软实力建设中的“道义引领力”。在外交中应该立足“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思想，通过聚焦发展问题和“民本”问题释放民间外交新的空间，突出对外医疗援助、环境合作、扶贫救灾、基础设施、社区规划等“民”的核心，从而发挥中国软实力建设中人类共有的人道主义精神。比如通过援助外交等方式塑造国家形象和影响全球舆论的外交方式，为中国软实力建设增添新的内容，进一步彰显中国的大国责任感和担当力。通过灾难事件中的民间救援来建立以信任、互助及务实合作为基础的行动纽带，在帮助受灾国家渡过难关的同时，能够在国际范围内树立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责任意识，并体现一种国际道义上的引领力。

民间外交的软实力传播机制创新

面对中国大力推进经济全球化并促进全球治理转型的契机，中国民间外交还需克服缺乏统筹规划、交流模式单一、可持续性弱以及长效机制缺失等短板，通过模式创新来适应新时期的需要，从而同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相衔接的同时更加灵活务实地服务于中国软实力建构，特别是通过传播机制的创新使民间外交能有更大的突破。

首先，是民间外交中软实力传播对象的创新。传统民间外交的传播对象重在争取关键性人物，属于针对精英阶层的民间合作机制。如今为了更好地促进社会融合并实现全球共治和资源共享，民间外交必须通过传播主体的创新来推动整个外交模式的革新。如改变过去民间外交资源投放不平衡局面，不仅关注过去那种发达国家精英外交，同时也把更多的民间外交工作重心放到各国广大中产阶级和普通大众中，并将更多的资源投放到“亚非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强民间外交的群众基础。让更多民间外交家、企业、行业协会和青年志愿者成为中国民间外交的主力军。通过关注普通民众所关心的民惠、民生等现实问题，推动民间外交开展过程中的供给侧调整，将之前的数量优势转化成在民间外交中的效力和质量的优势。

其次是民间外交中软实力传播主体的创新。传播主体创新主要指民间外交推进行为体的多元化及其人才培养机制的探索。具体而言，一是大力推进如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等组织的桥梁作用，调动民众参与到各类民间外交活动中。如鼓励各种行业协会、学会，妇联、青联、学联等走上国际舞台，使其大胆活跃地参与国际对话，提高国际行动能力，积极参与各种国际问题的解决。二是充分发挥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等组织的作用，加快培养一批具备外交能力的国际活动人员，推动中国民间社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如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国家可以出面搭建经济类民间社会组织与国外相关组织的沟通平台等。同时像外交学院、外经贸大学、旅游学院等高等院校应当开设民间外交课程并设置民间外交研究教学基地，或者通过更为灵活的慕课（MOOC）等方式培养民间外交人才，让其有民间外交知识储备和实践能力，从而理性、有序、专业地参与维护国家利益的民间活动。

第三是软实力传播手段的创新。随着信息革命和数字技术的发展，软实力传播媒介已经从传统的纸质和电视、电台转变为网络载体，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包括微信等新媒体）逐渐成为民间外交中重要传播手段，在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跨界、跨行、跨组织、跨媒介等新的传播方式有助于推进民间外交的社会化进程。我们要注重挖掘数据网络外交的潜力，将各类社交网络资源通过微信和微博等新型传播手段调动起来，如在海外主流社交平台Facebook、YouTube和Twitter开设账户，可以有效实现媒体传播渠道的本地化。除了呈现出的网络化特征，民间外交的传播手段和交往形式日益丰富多样，如通过开展“中国文化节”“中国文化年”等活动来寻求长效性交流机制；同时通过中国艺术家在世界各地举办歌剧、雕塑、书法、绘画、音乐、电影等丰富多彩的交流展示活动，来扩大中国文化在国际社会的影响。这需要我们不断探寻如何在国内外各种不同的受众之中进行有效的、对方喜闻乐见且容易接受的方式来开展民间外交。

第四是软实力传播领域的创新。目前民间外交关注的领域日益国际化和多元化，延伸到环保、教育、医疗、产业等多个领域。特别是随着中国民众环保意识强化、可再生能源发展增速、低碳城市和碳交易的蓬勃兴起等，中国民间绿色发展外交和绿色援助已成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和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重要践行内容，成为中国绿色软实力建构的重要抓手和最新亮点。基于此，一些非政府组织和企业等成为中国气候援助和可持续发展建设的排头兵。如中国非政府组织全球环境研究所（GEI）通过斯里兰卡沼气修建培训项目和老挝中国可持续土地和自然资源管理合作中心等项目，将中国清洁能源生产以及气候治理的经验和技术传授给当地人民。这种融入当地社区的工作方式不仅使当地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也使当地政府和公众对中国产生了好感。同时中资海外企业培训中也将社会责任同当地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紧密结合起来，将绿色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到实处，增进了国家间信任感。

第五是传播平台机制的创新。民间外交的践行平台日益呈现出统筹性、多边多轨性和网络性等特征。首先，民间外交必须要系统设计和顶层设计，提升民间外交开展平台的统筹性。

此外，传播平台的多边多轨性体现为：一是更多的民间外交不仅仅在双边舞台上展开，而且在众多地区和国际多边外交场合展开。比如中国利用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一系列国际组织的众多会议来加强多边民间外交的开展；同时又充分利用各类多边公共外交论坛、展会、博览会平台积极引导国际舆论走向，如博鳌亚洲论坛、一带一路峰会、欧亚经济论坛、中国—东盟博览会等。二是传播平台的多轨性。民间外交已经从单维度拓展成为多轨民间交流活动，如中美众多的智库、大学研究机构所举办的一轨半和二轨学术对话会成为配合国家整体外交的重要平台。政府也应该更多来授意、委托民间组织和个人参与对外的活动，给予充分的引导和培训。三是就传播平台发展的网络性而言，社会网络理论的代表人曼纽尔·卡斯特提出全球化社会本质上是一个由网络构建的具有全新意义的信息社会。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近年来城市民间外交的兴起及跨国城市联盟的出现是交流网络化的集中体现。以城市为主体的民间外交最初体现为友城交往和文化经济交流活动，随着气候变化及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等全球治理性议题的发展，C40城市气候领导联盟（简称C40城市集团）以及倡导地方可持续发展国际理事会（ICLEI）等跨国城市联盟为民间外交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网络化机制性平台，有助于中国软实力传播长效机制的构建。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清洁能源外交战略研究”（项目编号：15CGJ010）阶段性研究成果】

（第一作者系山东大学环境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第二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和公共政策所所长，研究员 本文转载自《当代世界》总第4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