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12日，美国华盛顿，民众在国会大厦前游行示威，要求“结束金钱政治、保证选举公正”，而美国众多主流媒体对此几乎没有报道。

　　被金钱绑住的“话筒”。

　　近年来，美国媒体资源几乎被财团权贵垄断，得到财力支持的同时，失去的不仅仅是“新闻自由”。

　　2012年10月1日，美国洛杉矶，抗议者举行集会，纪念“占领华尔街”运动一周年，抗议金钱政治绑架“新闻自由”。

　　美国媒体一向自诩“新闻自由”，但其实早被金钱政治“深度绑架”。财团权贵控制媒体，传媒资源高度集中，曾经的“媒体精英”早已“不接地气”。媒体公信力连创新低的同时，也在不断撕裂着美国的社情民意

　　资源集中——

　　被少数利益集团掌控

　　美国新闻媒体历史悠久，经过多年兼并重组，呈现高度集中的局面，主要媒体都被少数财团或者大家族控制。例如，新闻集团旗下除了美国新闻频道收视率第一的福克斯电视台、国家地理频道、《华尔街日报》《纽约邮报》等媒体，还拥有电影制作公司等，成为颇具影响力的全媒体集团。《华盛顿邮报》长期控制在格雷厄姆家族手中，2013年以2.5亿美元被亚马逊首席执行官杰夫·贝索斯收购。

　　《纽约时报》长期掌握在索尔兹伯格家族手中。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在美国总统角逐中，《纽约时报》一直都是民主党候选人的坚定支持者。

　　康卡斯特公司是美国第一大有线电视供应商、第二大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康卡斯特旗下的全国广播公司是美国三大新闻网之一。三大电视新闻网中的美国广播公司归属沃尔特·迪士尼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是时代华纳旗下的机构。

　　这些大型新闻集团每年营业收入高达数百亿美元。近年来，新闻媒体之间的并购比较活跃，使得媒体资源进一步向少数利益集团集中。

　　除了主要新闻频道，这些媒体集团还有众多地方分台和附属频道，全方位向美国渗透，并且第一时间向他们提供突发新闻线索。这些媒体集团不仅控制了全美的主要新闻媒体，还拥有电影制作公司、音乐台、国家地理频道等娱乐、专业传播资源，全方位影响人们的生活和意识形态。

　　2016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各路候选人早早便利用手中的媒体资源，极力拉近与选民的距离。但是，与媒体互动需要花钱，而且不是一个小数目。在初选期间，《纽约时报》曾推出过一份“购买权力”专刊，在美国1.2亿家庭中，158个家庭控制了大选初期将近一半的资金来源。这158个家庭不但遍布金融、传媒、科技、能源、地产、交通、保险、医疗、物流等各行业，而且都住在临近的社区。8年前的总统大选消耗多达17亿美元，2012年已高达20亿美元。2010年最高法院通过裁决，美国企业可以不受限制地投入竞选资助的裁决，即之后出现的无上限捐款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这一制度的出现不得不让人担心资本对政治的干涉和政策的公正性。有专家估算，2016年大选消耗可能超60亿美元。

信息垄断——

　　公信力遭受严重影响

　　美国媒体越来越集中，公信力连年下降。盖洛普的民意调查显示，2015年，表达“信任”和“比较信任”媒体的民众只有40%，是1997年盖洛普进行此类调查以来的最低值。18至49岁的中青年人对媒体的信任度更低，仅有36%。具体而言，民众对报纸和电视的信任度分别只有20%和21%，仅在国会和大公司之上。

　　美国媒体同世界其他媒体制度相比有两个特点：独立于政府的自主性和私有制商业化垄断。上世纪60年代，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曾经制定了十四条原则来规范媒体的公共服务职责，比如10%的时间必须用来播放非娱乐节目。但到了1984年这些原则以“电视节目需迎合地方观众口味”为理由被逐步废除。与此同时，FCC对媒体所有权的控制也在逐步放开。上世纪70年代，FCC曾规定每个法人团体最多可持有7家电视台，1985年扩大到12家，并在2003年之后逐步取消媒体持有权上限，只要其在当地覆盖人群在45%以下。这样做当然为媒体集团带来了更多经济效益，但同时造成了信息和资源垄断。比如美国前十大传媒集团拥有的平台数量在2002年已达到300家，而这一数字在1995年还只是104家。

　　FCC的宽松政策间接损害了信息多样化和代表性。美国政治传播学者文森特·普莱斯在其对公共意见的研究中发现，美国代议制民主体制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媒体、民意和参选人三者的关系：政客投入大量时间金钱、通过媒体跟踪和分析受关注的选民的意见动向，再通过媒体把有利于自己的民意调查公布出去。当然媒体精英也不会任由政客摆布。他们会将信息通过其带有政党偏见的方式进行筛选，并以评论、分析、数据的方式呈现给选民和政客。

　　根据媒体研究所和美联社所做的一份调查，只有6%的民众对媒体“有信心”。这份调查显示，民众普遍认为，美国媒体的报道应该更加公平、平衡、准确、完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根据布鲁金斯学会和公共宗教研究所2014年做的一项调查显示，乔恩·斯图尔特主持的《每日秀》比微软全国广播电视有限公司（MSNBC）在新闻方面更有“公信力”，《每日秀》是一部新闻讽刺节目，对当下发生的新闻故事、政治人物、媒体机构进行讽刺，实际上是一个娱乐节目，而微软全国广播电视有限公司是美国主要的新闻电视网之一，但民众却认为《每日秀》更值得信任。

　　媒体集团同政治圈有密切关系，主要通过政治广告来维系关系。穆迪分析师卡尔·萨拉斯说：“政治广告是一桩暴利生意，对媒体日益重要，政治广告收入占其总体收入的10%到12%，且比例一直在不断增加。”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首席执行官莱斯利·穆维斯表示：“很显然，2016年大选有更多‘火花’，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更多收入。”

　　除了有全国影响力的有线电视网络，地方电视台，尤其是“摇摆州”的电视台在选举年都会获得巨额政治广告订单，据皮尤研究中心统计，2012年大选年和2014年中期选举年份，地方电视台的政治广告收入分别达到5.73亿美元和6.96亿美元，而在2013年非选举年，地方电视台的政治广告收入只有4988万美元，大选年党派和候选人竞选团队的投入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在大选年，其他类型媒体也将迎来丰厚的政治广告收入。据估计，2016年，媒体网站、电台、报纸的政治广告收入将分别达到12亿美元、9.16亿美元和8.82亿美元。

甘当应声虫——

　　在华盛顿报道全世界

　　美国媒体一直以“自由”“专业”“客观中立”等标榜，不过国际观察家指出，很多美国学者也都承认，美国媒体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站在政府的立场进行报道，在涉及外交事务时更是如此。这些当然都不是通过成文的法律法规规定的，而是通过新闻报道的价值观和“政治正确”，成为普遍遵循的规则。

　　事实上，美国媒体远非独立，媒体要依赖政府作为主要的消息来源之一，很多媒体因此不惜牺牲原则，以优先获得新闻线索。《纽约时报杂志》今年5月刊发长篇报道，向公众披露了美国白宫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本·罗兹在伊朗问题上精心操纵舆论，在专家学者、媒体中培养“应声虫”的内幕。文中说，奥巴马政府精心培养了一个大“关系网”，包括官员、专家、专栏作家、报纸记者、网络写手和外部支持者等，他们在包括社交媒体的各个场合用来自“白宫高级官员”和“发言人”的引语来为白宫背书。白宫“透露”的信息“摇身一变”就会成为主流媒体报道。

　　在罗兹口中，一些美国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成了一种滑稽的游戏：“所有这些报纸以前都设有驻外记者站，现在情况变了。他们打来电话，让我们跟他们解释莫斯科和开罗正在发生什么事。大多数媒体会在华盛顿报道世界新闻。”罗兹还称，采访他的记者“其实什么都不懂。”

　　罗兹的助手内德·普莱斯还自曝记者甘愿当他们“传声筒”的“窍门”：利用通报平台，每个平台都有专门与其对接的记者团，美国政府发布消息，就会有记者将这些消息“成倍放大”。通过这种方式，美国媒体成为政府塑造某些新闻事件的重要一环。《纽约时报》评论说，这种做法像是塑造了一个“奥威尔式的信息空间”。

　　今年4月，反对金钱政治的“民主之春”运动在美国国会大厦广场持续一周，几千人参加游行示威，每天都有多名民众被捕，但是美国多数主流媒体在这一问题上保持了难堪的沉默。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赫伯特·甘斯在《新闻中的价值观》一文中，对美国国内新闻报道字里行间隐含的价值观进行了总结，分别是“民族优越感”“无私的民主”“负责任的资本主义”“小镇田园思想”“个人主义”“政治温和主义”等。

　　《华盛顿观察》高级政治撰稿人蒂莫西·卡尼认为，美国媒体的偏见是真实存在的，伤害了新闻报道的质量，加深了公众的不信任。卡尼认为，在这些偏见中，最明显的是所有媒体都使用“吸引眼球的描述方式”。此外，华盛顿的媒体立场倾向于华盛顿的“解决方案”。占压倒性多数的美国媒体偏向“自由主义”，自由派的媒体人员流动也都在自由派之间进行，导致媒体从业者对保守派的观点不熟悉。

　　大选期间，金钱政治对于新闻自由的腐蚀和伤害更加严重。首先，“受关注选民”受到瞩目的反面，是对选票影响甚少的少数和弱势群体遭遇边缘化。这里的“少数和弱势群体”不一定是经济意义上的穷人，而是选民比例中的少数族群和政治气候下的弱势群体，比如亚裔虽然整体上拥有较高收入和学历，但因为人口比例小而在选举期间不是几乎不被提及，就是“被代表”。很少有候选人会为了像争取拉美裔和非裔选票那样推出有利于亚裔的政策，而为了争取占选民比例更大族裔的选票而损害亚裔利益的政策，倒是屡见不鲜。

　　此外，媒体报道中的党派偏见愈加明显，比如福克斯新闻倾向共和党，而CNN、MSNBC则对民主党更加友好。选民大多依赖媒体获取信息，由于所关注的媒体不同，对议题的重要性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判断。这种认知差异如超过一定程度，便会丧失交流和讨论空间，造成民意两极化，对政策制定和民主制度都是有害的。在社会议题碎片化的同时，商业媒体选择将更多的关注点放在候选人的性格、外形等方面，而非重要议题上。诚然，领导人的形象气质十分重要，但关注点的跑偏损害了公众通过媒体获取重要议题信息的权利。而在对议题知悉甚少的情况下行使投票权的选民，也很难对自己的决定和国家政治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