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互联网所带来的公益效益绝对不仅仅是网上求助、网上捐款和信息传递这么简单。互联网犹如一面放大镜，既能放大公益效应形成口碑，也能聚焦关注度引爆公益事件。回顾2016年的公益事件，能够带给媒体、公益组织、公益平台等领域哪些思考呢？

    根据2016年今日头条上的公益文章数据统计，今年1月1日至12月14日，共发布公益文章16.9万条，总阅读数达4.37亿。经过梳理发现，10月的公益文章为全年阅读量最高，共计6910万次。

    在领域关注度上，排名最高的是教育，其后依次是儿童、扶贫、助跑、助残、救灾、医疗救助、环境保护、妇女。

    单篇文章阅读量最高的是“中关村二小事件”，然后依次是“陈光标事件”“罗尔募捐事件”和“慈善法颁布”。“这一年中，很多公益事件都会结合到《慈善法》上，与《慈善法》相关的文章发布数量是最高的，但是单篇阅读量目前是‘中关村二小事件’最高。”今日头条公益主编黄英男在2016互联网公益新媒体论坛上如是介绍。

    有业内人士认为，“中关村二小事件”更多是政策层面的事情，难以讨论清楚，而罗尔事件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突然让公益圈的人反思一个问题——我们做传播的人都在干什么，该怎么做好传播。

    宣传与传播的思考

    “宣传的重点在宣，主要强调主体说的内容；而传播是驱动公众去传，所有传的结果是要播出去，让社会参与。我们公益人，现在是遇到了最好的时代，所以也应该去面对这个时代的巨大挑战。”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周健认为。

    他举例说，比如文明养狗捡狗粪便的问题，通常公益组织想出来的口号是什么呢？“养文明狗，文明养狗，做一个社区的好公民。”后来经过考虑，还是要减少说教的成分增加参与度，让所有养狗的爱心人士一起来参与捡狗粪便，他们会得到一些礼物，通过他们的体验来改善。这就是宣传和传播的一个区别。

    说到“罗尔事件”就不得不提到《慈善法》，因为它是在《慈善法》实施将近3个月之后发生的，所以《慈善法》中存有争议的个人救助问题又一次被大众拎了出来。

    《中国青年报》国内时事部副主任、主任记者王亦君认为，个人求助是一个个体的基本民事权利，不属于《慈善法》调整或者规制的范围。《慈善法》的立法宗旨和要义，是倡导公众通过法定的慈善组织来进行一些慈善行为，包括慈善募捐、慈善捐赠等。而在罗尔事件中，罗尔的个人求助行为并不属于《慈善法》范围。

    完善规则的思考

    “罗尔事件”也反应了现实的求助困境。大家彼此有诉求，如果平台方做得好，公众做得好，利益则是最大化的。

    基金会中心网总裁陶泽针对“网络个人求助的基本原则”的问题表示：“我们要建立一个基本原则，打破求助困境。个人公开募捐筹款，第一，要避免假筹款，第二，要避免多筹款。第三，钱别乱花。在这3个环节中，慈善组织应该扮演建立和固守原则的角色。如果能做到这3点，未来的求助困境可能会有所打破，平台和公众能够合作得更好一些。”

    详细地说，比如北京的救助机构很难知道江西的乡村里的求助人是真是假。在避免假筹款阶段，在原则设定上应该引入第三方，多引入慈善组织的加入。平台需要互通信息。一个人可能在微公益上筹，也可能在腾讯上筹，如果能互通信息，避免多筹款。 基金会也要互通。这个人可能找私人基金会筹，也可能找红基会，这两个机构要建立机制共享信息，避免多筹款。

    陶泽认为，要解决这样一个求助困境，应该引入慈善组织，同时在不同环节能够建立相应的机制，确保公众的爱心的呈现。

    公益组织的思考

    北京春苗儿童救助基金会秘书长崔澜馨认为：2016年重要公益事件给了我们两点感受：一是个人求助从效率到效果的转换更值得关注；二是公众舆论的风险超乎想象。她表示：“越来越多的个案筹款真假难辨，这或许慢慢会引起公众的麻木与冷漠，甚至会引发关于公平公正的思考。作为媒体与公益慈善机构，如何去更好地引导公众，需要我们共同探讨。”

    针对此事件，有人说“傻傻的善良比聪明的冷漠更好一点”， 崔澜馨却认为，公众需要的不是“教育”，而是“引导”，应该多去学习一些好的求助方法和理念，“我更愿意让我的善良变得稍微聪明一点”。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新媒体的价值越来越被社会认可，新媒体公益能做些什么呢？新浪微公益副总监余哲认为：“新媒体平台，不管是微博还是今日头条还是其他，作为一个平台，都有着自身的责任。这里既有把关的责任，也有后续协调的责任。”余哲同时强调，新媒体对于公益机构来说是一个赋权。在做新媒体公益传播时，需要注意不能只注重筹款，后续如何服务筹款人，做出及时的反馈，也是极为重要的。

    微公益总监杨光由衷地说：“新媒体时代，每个个体都可以成为公益的践行者，同时也担任起传播者的重任，而新媒体传播也为公益的发展提供了强劲助力。”